中国水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建议(上

  水治理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可持续、绿色、宜人、高效等更高的水治理要求与水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

  并且,随着非农就业工资持续上涨,农业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涨状态。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力非农收入逐渐高于农业收入,农业经营者在种地和打工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从而理性地弃种粮选买粮,造成新的土地撂荒。

  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没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远不如1954年,但是却发生了特大洪灾,这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不无关系。近几年北方的连年旱灾更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的直接结果。

  农村农业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基建征用、城市扩张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利设施荒废、工厂废物任意排放、农业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地力下降、农作物减产;粮食种子被外资控制转基因泛滥成灾,长此以往中国不仅农作物种子被外资控制,粮食也会严重依赖进口,那时中国将受严重制于人!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面对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小粮食产量下降,为提高产量,施用化肥是大部分农民选择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施用化肥数量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农业种植化肥施用量为5911.9万吨,比2000年增长42.3%,比2010年增长6.3%。

  社队工业和乡镇企业是有本质不同的,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可以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而乡镇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只能让少数农民富裕起来,大多数农民只能日益贫困。

  所谓水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保质保量、及时持续、稳定可靠、经济合理地获取所需的 水资源、水资源性产品及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减轻水旱灾害的状态或能力。当前中国水安全态势异常复杂,同时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旱涝 灾害等多重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水安全也面临着诸多新形势,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寻求新动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这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水治理成绩巨大。这突出表现在:(1)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治理,基本保障了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彻底改变了以前大江大河决口、动辄造成千上万人伤亡的被动局面。(2)满足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供水需求,支撑了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进而保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据统计,目前中国水力发电占社会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19%,成为可持续绿色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3)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已经建成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政府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现代水资源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的水治理也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其表现有:(1)洪涝灾害仍然频繁发生,如“8.21寿光洪灾”这样的局部洪灾,“城市看海”成为普遍现象。(2)北方很多地区水资源开发过度,华北等地超采地下水使得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水污染泛滥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三分之一监测河长制水质在IV类、V类及劣V类,三分之二浅层地下水观测井的水质属于差和较差,类似2018年8月洪泽湖四万亩鱼蟹被上游泄洪污水毒死的情况时有发生。(3)北方地区河流常年干涸,河湖生态用水被人类挤占,河流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白鳍豚等水生物种濒临灭绝。(4)水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机构还处于变动调适中,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理顺。

  由于中国耕地不到美国的一半,为取得更高的产量,今天中国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单位数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数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学农业。当代农业生产与食品供应遭遇了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水资源危机。

  为农业大发展,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30多年人们脱离了集体经济形式的劳动,北京PK10精准计划网:人们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散失了组织劳动能力,毛主席时代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水利设施也缺少维护,到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水利设施老化、损坏、荒废不能再用。

  1.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对水治理提出新要求。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在水治理方面有何表现?

  市场模式下,个体农民面对资本组织的流通渠道,流通领域蚕食了绝大部分农业收益,造成了农民低价生产,城市消费者高价消费的局面。

  从多种指标来看,中国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水资源消耗量、水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达到顶点并转而下降。笔者曾在2000年预测中国高峰用水不会超过6500亿立方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农业用水、总用水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出现下降现象,但从2004年之后又转而上升。2013年持续增加到了6184亿立方米。这主要是受了当时初始水权分配和划分用水指标的影响,各地倾向于多报用水数据。2013年以后,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总用水都出现下降现象——中国用水在接近6200亿立方米的高峰之后,转而下降。

  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2000~2008年九年中,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增长了35%,粮食单产净增加为315公斤/公顷。

  这一下降趋势不会逆转,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用水量将不会恢复到接近6200亿立方米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冶金、建材、化工等高用水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必须压缩产能的阶段,并且污染防治执法的日益严格也会倒逼污水排放大的行业减少用水,因此工业用水必将少于现在的水平,同时因为农业节水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以及缺水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向低用水作物转移,农业用水量也将在保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

  从废水的排放看,虽然中国废水的排放总量仍在增长,如2015年排放总量为735.3亿吨,比2014年增长2.7%,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535.2亿吨,增加了4.9%,但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氨氮和化学需氧量(COD)逐年下降。废水中氨氮排放量从2006年出现转折呈下降的态势。

  除了不合理使用化肥对土壤造成破坏之外,农药不合理使用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倍—5倍。

  经过大力治理,河湖生态在趋于好转。在1997年黄河断流600余公里、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对河湖生态治理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突出表现在:长江等流域退田还湖,湖泊生态好转;对黄河实行干流统一调度,从此保证了黄河不断流;对尾闾湖泊干涸的西北内陆河流(塔里木河、黑河和石羊河)进行了重点治理,使得塔里木河下游台特玛湖、黑河下游居延海、石羊河下游青土湖相继恢复水面。

  这说明,在水治理方面,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防洪安全和供水需求的矛盾已经根本缓解,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水治理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可持续、绿色、宜人、高效等更高的水治理要求与水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矛盾都是由人的不合理使用行为造成的。因此,水利部提出今后水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调整人类对水的不合理使用行为,尤其是破坏行为。

  2.政府-市场-社会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对水治理的要求。由于现代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是单一的市场或社会自治所能胜任的,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必不可少。政府负责制定社会治理的法规,按法规进行重要的内政和外交管理;市场按照规则以及政府的调控来配置资源;社会各方实行内部自治并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的水治理,也应该符合这一发展方向。在目前行政主导乃至垄断的治理格局下,需要大力发展水治理的相关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

  3.现代新技术发展对水治理的新要求。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曾带来信息传播的革命。1994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铊中毒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由国外医学专家诊断的。2000年后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使信息传播进入了自媒体的新时代。社会舆论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态。水治理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接受群众无所不在的检验和批评。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使得社会治理进入智慧时代。水治理也应该跟上智慧时代的步伐,大幅度提高水管理的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水平,提高水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此外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